一、前言及問題意識
大約十五年前,因為辦理縣內美勞科研習,邀請袁汝儀教授到臺中講課,從她的口中首次聽到田野調查這個名詞,在她提供的文章中,還鼓吹教師應透過田野工作,建構自己美勞教學可用的教材教法內容;然而什麼是田野調查,又該如何進行,我們完全沒有概念,在那個朝向學科本位發展思潮的年代,原訂研習課程有限的面向與時間上,既沒有留給她多餘的說明空間,這顯然也不是簡短一席話可以講明白、說清楚的課題。
袁老師後來成為我就讀碩士班時的指導教授,我的論文探討「台灣非洲藝品文物的在地處境與知識建構」。由於議題可能涉及物質文化、觀光藝品、博物館與「原始藝術」,在老師的建議下,很榮幸徵得臺灣大學謝世忠教授同意,論文採取藝術(教育)與人類學兩個學系教授雙指導的方式進行;除了依照長期田野工作的調查模式,論文書寫方式包括文獻引用、參考書目格式及章節架構安排,都依從謝老師的指導方向進行;個人並自碩二旁聽觀光人類學開始,連續在臺灣大學人類學系學習,以加深增廣相關涵養;受到該系課程內涵與師資教學吸引,畢業後我仍然持續前往聽課,前後約十年共十九個學期。論文口試通過並完成修訂後,袁老師叮囑我詢問另一位指導教授謝世忠老師一個問題:這份碩論「算不算是民族誌?」謝老師給了個很爽快的答案:「當然是啊。」回想起來,謝老師話中鼓勵的意義顯然大於實質,而袁老師回應的笑聲中,當時所關心的,可能不只是該篇碩士論文的成果,更是人類學門如何看待一份藝術教育學門中的混血論文,此一跨領域指導與研究的嘗試課題;只是臉紅心虛的我,那時竟忘了問兩位教授,另一個自己不易清楚說明的問題:「怎樣才算是民族誌?」
民族誌原為人類學獨有的文化研究取徑,《歡迎光臨人類學》書中如此介紹:「它既是人類學為了調查、探究文化錯綜複雜的細節,而發展出來的特殊方法;同時也是這個學門書寫文化的工具。」(拉斯特著,郭禎麟等譯,2010〔2009〕,p.80)這句話點明民族誌既是人類學的一種研究方法,也是一種特殊的書寫文體;就前者而言,它幾乎等同於人類學的田野調查工作;就後者來說,儘管有的說法認為:「民族誌是一種描述群體或文化的藝術與科學。」(同上,p.15)更常見的情況是把人類學田野工作的報告書寫體例,直接稱為民族誌;由此可見,它的文化書寫和研究方法不可分割。有關民族誌研究的過程步驟,出版品中較多著墨,例如拉斯特曾引用另一位民族誌學者華格納的說法:「民族誌學者通常經歷進入、文化衝擊、建立和諧密切關係、文化理解」階段(同上,p.90),另一位臺灣大學人類學者林開世也提到人類學式田野工作的組成部分包括:
長期的田野、密集近距離的接觸、在盡量接近自然的環境中觀察、學習在地的語言、加入當地人的生活、試圖掌握「在地者的觀點」等。(2016,p.82-83)
然而怎樣的描寫才算是民族誌,很少學者針對該文體作進一步界說與解釋,拉斯特書中另一句對於民族誌的描述:「民族誌的視角捕捉了自我與他者之間、近處與遠方之間、熟悉與陌生之間的各種張力,並且加以質問。」(拉斯特著,郭禎麟等譯,2010〔2009〕,p.90)雖然沒有清楚說明民族誌的內容和意義,卻勾勒出其研究書寫的輪廓特徵。民族誌研究書寫工作由於耗時費事,過去除了人類學或民族學專業科系領域以外,臺灣學界投注者並不常見,藝術界更是絕無僅有。
民族誌後來廣泛受到人文社會學科的重視,可以從一本美國導論型大專教科書─《進階型社會學手冊》中窺知。該書第二章〈質性研究的傳統〉首段中就提到:「視覺藝術、文化研究、社會學及人類學在各自所關注的社會關係與文化形式等課題上,皆流露出對民族誌的關注。」(Paul Atkinson and Sara Delamont著,陳雅馨等譯,2010〔2005〕,p.67)該章作者更直接引用藝術史學家佛斯特的論述作為開頭,他主張:「在當代學術界中,民族誌已經成為主流的方法論模型。」(同上)林開世在考古人類學刊田野專題的文章前言中也談到:
「田野工作」現在也已成為人文或自然科學工作者,從社會學到建築設計,時常提起的調查技術。各種文史工作者,社會科學工作者都以出去「作田野」為榮,從事某種形式的經驗調查成為他們增加研究成果的可信度的要件。(2016,p79)
既然這些其他領域也運用民族誌田野調查的研究方式,人類學還有什麼獨門獨派的祕方可言?為何有的民族誌研究,像是本文研究對象的藝術教育民族誌作者袁汝儀,何以還要一再強調他的研究是運用人類學式的研究方法?
袁汝儀的學術專長即為藝術教育理論及民族學、民族誌,兩者分別反映在其大學與研究所授課方向,以及學術研究論著發表與邀約演講上。她的另一藝術創作專長,從大學主修油畫與取得藝術創作碩士,實際上既少為人知,也常被忽略;這批數量不多的畫作直到她逝世後,許多人才有機會目睹。作為一位「華人藝術教育田野研究的先行者、卓越的藝術教育學者、兩岸藝術教育學術交流的重要推動者」(藝術教育研究期刊顧問委員會編,2016),許多人熟知的,可能是她對藝術與藝術教育的深刻見解及省思,以及她致力於藝術與人類學這項跨領域研究的提倡和推廣;陌生的,不只是她作為藝術家的身分,也對於她倡導與實踐的民族誌方法、經驗及其相關理論,缺乏清楚而完整的認識。我們或許可以說,正是這種兼具藝術創作與藝術教育,以及跨藝術與人類學的學養,成就其不凡的學術偉業。然而令人感到疑惑不解的,是她何以捨棄藝術創作轉向藝術教育?為何在華人世界中特立獨行,始終堅持採用人類學民族誌的田野調查方法研究藝術教育?從她的成長學習歷程中,我們如何看待與釐清該項形塑其生命史轉折的動力和改變的扭力?
表面上看來,這項生涯轉變,只是個人價值判斷與生涯規劃的不同見解,或是際遇的偶然,二則再稀鬆平常不過的話題;然而這一轉向和堅持兩者交集起來,背後牽動的,卻是華人藝術教育、藝術人類學及教育人類學歷史上,一頁新興學術領域的開拓,一位重量級學者的誕生及其學術成就的推展完竣。有了這些認識後,或許更能理解她何以走向文化人類學與藝術教育的跨領域處;並且進一步追溯她如何進行民族誌研究?她的田野工作與民族誌魔法有何特異功能?人類學民族誌研究涉及哪些方法、方法論與知識論?這項研究能力如何培訓?最後討論這種民族誌魔法應用於藝術研究的契機與轉機。這些是本文想初步整理的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