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袁汝儀的人類學經驗
本文在這段前言後，首先追溯袁汝儀成長學習歷程中的人類學經驗，從中探詢她由藝術創作轉向教育與研究的蛛絲馬跡。和一般人的成長背景不太一樣，因為父親服務於中國石油公司，全家常隨其工作調動而頻繁搬遷，袁汝儀在就學階段也經常更換學校。依據王麗雁的訪問稿中所言，袁汝儀小學唸了六所學校，初中與高中也多次轉校。（2016，p.48-49）按照當年臺北教育大學藝術與造型設計學系第一屆碩士班研究生龔建宸的說法，她後來賴以進行龍山寺田野調查的方言，而且大約只有小學程度的閩南語，就是搬家轉校中另一項特殊的收穫。（吳世偉，2019）這段期間約在1960年到1972年間，距離2006年接受訪問的時間將近有三、四十餘年。自述中她用「全省走透透」來形容搬遷，應該是誇飾之詞，當時作 感想，起什麼作用，目前也缺乏具體佐證材料。但是在多年之後的訪談中，她談到：
譬如說從基隆到羅東，那就已經是另外一個世界了，那從羅東搬到新竹，又是另外一個世界，根本就是只有語言是相通的，還有課本是相通的，其他全部都跟外國一樣。（王麗雁，2016，p.49）
作為一位轉學生和外來者，身處於不同學校規定、班級規矩和習慣的差異中，她還注意到自己「覺得匪夷所思的，當地師生卻認為理所當然」（同上），所以她「要想辦法適應新環境，看他們在玩什麼遊戲、他們什麼遊戲玩得煞有其事，我也要跟他們一樣。」（同上）
這些生動的記憶，雖然是在她已經成為技藝嫻熟的民族誌學者後所做的敘述，卻饒有意涵；一來可見當年留下印象的深刻，再者也等於是她對自己過去生活經驗所做的解釋。這種生活習俗、制度的不同，一般的說法稱為文化差異，所以王麗雁如此描述：「即便居住地都在臺灣，袁老師很快的注意到文化與互動模式上的多樣性。」（2016，p.49）這裡所說的文化一詞，意思跟早期英國人類學家艾德華．泰勒的文化定義最為相近，他認為：
文化或文明，從廣泛的民族誌角度而言是一個複雜的整體，其中包含知識、信仰、藝術、道德、法律、習俗以及人類作為社會成員而獲得的其他一切能力與習慣。」（愛德華．泰勒著，連樹聲譯，2005［1871］，p.1；鏡味治也著，張泓明譯，2014［2011］，p.25-27）
泰勒的文化定義，可說是為闡釋社會演化階段而來，他的解釋勾勒了研究對象與範圍的基本輪廓，成為人類學文化定義的起點，也廣為其他社會科學與人文科學學門所引用。但他的文化一詞意義等同於文明，強調物和表達，所謂的道德、信仰、習俗或法律都只是文化的副產品或產物，並非文化本身，這些副產品或產物背後更深層的人類意義指向，才是許多人類學家努力探討的文化。（拉斯特著，郭禎麟等譯，2010〔2009〕，p.49-50）而他的進化論背景與立場，以及未經檢驗且無法驗證的假設和證據，也招致許多後來人類學家的批評。（夏建中，1997，p.19-29；詹姆斯．G．皮普爾斯著，招子明譯，2008，p.5-11；穆爾著，歐陽敏等譯，2009〔2004〕，p.50-51）
從歷史發展來看，人類學這門學科可以說發跡於異文化的探究；文化不僅是人類學最核心的概念，對文化差異性的關注與理解，更是人類學研究最重要目標之一；在人類學的理解下，文化是複數的概念。袁汝儀在那段歲月裡，或許還沒有清楚而完整的文化意識或觀念，不過，她顯然經驗到同一文化要求與行為表現，在不同地區的差異性；也可說這已經是習俗、制度與規約的複數性體驗，因此她努力學習適應一再更換的新環境，克服言行上的格格不入，減低舉止上可能犯下的錯誤，目的就是為了融入當地生活。今天來看，無論是「另一個世界」、「日子會很難過」，或是這一類周遭人認為「理所當然」的「匪夷所思」，（王麗雁，2016，p.49）對當年心靈還稚嫩的她，不啻是某種程度的「異」文化體驗；因此訪談時，她用來形容自己從小到大、從異地到異國的生活經驗，正是文化衝擊一詞。
人類學習慣稱田野工作為成年禮，沒有經過這項洗禮，就無法「轉大人」（郭佩宜、王宏仁，2006，p.ii）。作為田野工作主要方法的參與觀察，拉斯特雖然曾引用另一位民族誌學者梅琳達．華格納的說法，將其歷程分為四個階段，依序是進入田野、文化衝擊、建立親密和諧關係及文化理解，其中的文化衝擊，向來被視為是人類學田野調查初始階段的一大特色。（拉斯克著，郭禎麟等譯，2010［2009］，p.89-96）人類學意義上的文化衝擊，指的是「兩個以上的意義體系在身體上交會；表現出來的症狀有焦慮、不合宜的行為、身體疾病。」（同上，p.93）劉斐玟則指出三個衝擊面向，包括日常生活起居與飲食習慣、個人身體感官覺知，以及屬於認識論與本體論範疇。（2018，p.16）前述袁汝儀言行舉止上的格格不入和犯錯可能，可以說是類似的反應，雖然處境中的角色與任務大不相同。人類學研究者順利進入田野之後，緊接而來的工作挑戰就是面對文化衝擊，透過這項考驗，開啟了把習以為常變陌生、視理所當然為不可思議、不簡單的契機。而且隨著田野的擴散和調查的進展，更要和研究對象建立密切關係，以同理心看待研究對象，儘可能擺脫個人成見、偏見，想辦法讓自己體會局內人的想法，以期更接近文化的理解。這些對一位初入田野的研究者而言，可能是最難克服的障礙， 最需要建立的基本心態，袁汝儀在長年的搬家轉學生涯中，有許多實際的經歷與體會。
自新竹女中畢業後，1972年，袁汝儀19歲，基於對升學主義制度的小小抗議，選擇進入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美術系就讀，藝術成了抵抗升學掛帥體制的避風港。在系上她主修油畫創作外，愛好文學，課餘還加入電影社，對該社團活動非常熱衷。（吳世偉，2019）類似關於對升學主義制度的抗議、文學和電影的喜好，這些訊息勾勒的是一位有想法、有選擇的青年，也隱約透露出較寬廣的藝術視野。同時在她就讀大學的七零年代期間，臺灣社會整體的氛圍和今日大不相同，動蕩不安是當時局勢的寫照，與美國的親密關係也開始逐漸產生巨大的轉變。這段期間臺灣雖然仍處於戒嚴時期，卻面臨外交、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的激烈變革與和嚴峻考驗，在這股低氣壓籠罩下，臺灣整體社會何去何從，國家與個人前途一樣都飄搖難定。（謝東山，2005，p.108-112；蕭瓊瑞，2015〔2009〕，p.430；李筱峰，1999， p.88-108）因此袁汝儀回憶中提到：「可能台灣社會在那個時候，對所有年輕人來講都是非常悶的。」（王麗雁，2016，p.50）她描述大學期間的學習風氣是：「不深讀、不做有系統地讀，也不把知識當作求知、改變自己的重大任務」（同上，p.49），她並不認同。美術系上的課程安排也非常狹隘，她談到：
我們所有的學分都是創作。我們的美術史少的可憐、美學幾乎沒有，然後一些有的沒有什麼軍訓啦、中國近代史、論語啊。（王麗雁，2016，p.50）
王麗雁訪談後這樣形容那時的創作取向：「似乎比較強調自我表現，卻不太關心時代環境。藝術人自成一個小圈圈且脫離社會。」（2016，p.49）然而袁汝儀後來回想起那個時代，她也有深刻的批評：
誰也沒有自我。大家根本搞不清楚，自己的位置在甚麼地方，臺灣也搞不清楚臺灣在哪裡，就是對整個世界並沒有一個很大的世界觀就對了。（王麗雁，2016，p.50）
除了「悶」以外，這林林總總都是走出去、去看看外面世界的動因；在當時，出國留學很可能是多數青年學子嚮往的選擇；不同的是，袁汝儀的留學帶回來的，是自己個體、也是學術社群生命的一大轉折與突破。
從動念、準備到付諸行動，留學這件事徹底翻轉了她的人生，第一件遇合就是認識了來自臺灣大學人類學系的呂旭立同學。袁汝儀本來打算留學的對象是法國，依照王麗雁的訪談記憶，在大四那年，她開始到臺灣大學語言中心學習法文；在這個班上，她和同為應屆畢業生的呂旭立兩人，建立起一段頗具傳奇的、基於人類學的友誼。訪談裡有一段頗為完整的記錄，值得完整加以摘錄（王麗雁，2016，p.51）：
我就問她：「我有一個姑姑也是考人類學系，到底人類學系是在幹什麼？」她說：「這個很難講，不然我借你一本書好了，借你一本大一的共同必修課教科書，妳自己拿回去看」。我就拿回去看，看了之後覺得真是太棒了、太有意思了，後悔自己當初聽人 家講考古人類學系大概都在研究骨頭吧，所以我就沒有填，早知道的話，我就填這一系了。……事實上我的分數應該是可以進人那個系的，我事後真的是非常非常的跳腳，已經大四了。
類似的說法，依據袁汝儀在另一篇文章裡的回憶，她在1976年從師大美術系畢業後，一面在國中實習教學，一面在臺大語言中心法文班上學習時，巧遇了剛從人類學系畢業的呂旭立。她清楚描述兩人因人類學建立起的關係：
她令人驚訝的才情與異乎尋常的洞見，引起我的好奇。呂旭立理解我好奇心的癥結何在，準確地借了一本文化人類學的大一教科書給我，我憑直覺讀後，對於人類學大中 看小、小中看大的靈動，大感傾倒。」（袁汝儀，2011，p.41-1）
雖然兩人相遇的時間出現不同說法，但時間的考證並非本文所關注的，重點毋寧在於這是袁汝儀第一次正式和人類學接觸，不僅留下非常深刻的感動，也埋下伏線，間接影響了她將來的博士班轉向。她談到：「1980年我與時在加州工作的呂旭立短暫相會，我當面告訴她，我和文化人類學結緣，是因她而起。」（2011，p.41-1）呂旭立後來因意外早逝，這股人類學種苗等於說透過她轉嫁到袁汝儀身上。以臺灣人類學界長期對藝術的忽視而言，這些直覺、感動、驚訝、好奇、傾倒和視野，所以發生在一個藝術創作系學生身上，不能說和當事人早年的生命經歷與文化體驗無關。再者，從當時台灣人類學界的教學、研究潮流來看，更值得慶幸的是當初美麗的誤會，讓她放棄選填人類學系，雖然學界因而少了一位專攻族群、親屬或宗教的人類學家，跳腳和迂迴的結果，藝術圈卻誕生了一位藝術與人類學跨領域民族誌研究的先行者。
第二次遇合發生在美國奧勒岡大學校園。袁汝儀後來選擇進該校修習藝術創作碩士，三年級時，因為接受該校一位藝術教育博士班學生Linda Ettinger訪談，輾轉受到任課教授Dr.J. K. McFee的注意，受邀申請該博士班就讀。一開始她並沒有答應，她告訴訪問者：「我為什麼要申請，我不可能說念一個博士班是因為你叫我去的。哪個人叫我去我就去念？」（王麗雁，2016，p.49）她當初並不知道該博士班訓練的重點，是藝術教育與文化人類學的關聯及民族誌研究方法，也不曉得McFee不僅是「首倡將藝術教育的探索，從傳統的藝術創作與課程開發，擴展到包括文化人類學在內的人文社會科學各領域」，更是「一連串多文化、跨文化與超文化藝術教育呼聲的起點，也是民族誌用在藝術教育上的肇始」。（袁汝儀，2011，p.41-1）在Ettinger建議下，她旁聽了McFee的課後，1981年進入該博士班就讀，從此轉換跑道，由藝術創作轉向藝術教育。Ettinger的博士論文題目為《藝術教育中現場描述的比較分析》（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On-Site Descriptive Research in Art Education）（萬煜瑤，2016，p.28），畢業後繼續留在學校任教三十年才退休，從此成為她的摯友。袁汝儀的博士論文也採取民族誌研究的方式進行，而McFee正是直接引領袁汝儀跨入這個門檻的、最重要的推手，也是她的第一任指導教授。
在奧勒岡大學藝術教育博士班學習過程裡，除了藝術教育外，袁汝儀接受了完整而又足夠充實的民族誌專業教育。McFee的夫婿Dr. M. McFee也在奧勒岡大學服務，為該校人類學系教授，袁汝儀坦承對藝術教育與文化人類學的跨領域理解，深受兩人影響。（袁汝儀，2011）另外還有幾位當時活躍於奧勒岡大學的人類學者，也扮演重要角色，其中Dr. Harry Wolcott為教育人類學重要倡議者Dr. George Spindler的高徒，也是袁汝儀幾門有關教育民族誌方法學的修課教師與民族誌研究的啟蒙者；（同上）中文世界較為熟悉的相關著作有《校長辦公室的那個人：一項民族 誌研究》、《民族誌：一種看的方式》與《田野工作的藝術》；他曾擔任教育系與人類學系教授，後來成為該校人類學系名譽教授。（哈里．F. 沃爾科特著，馬近遠譯，2011，p.Ⅰ-Ⅱ）袁汝儀談到McFee退休後，Dr. Beverly Jones接手成為她的論文指導教授，Jones的博士論文，則是M. McFee 在人類學系的同事Dr. Arthur Channy所指導的；而Channy指導的另一位博士潘英海，不僅為台灣活躍的人類學者，曾歷任中研院民族所副所長，更是袁汝儀在奧勒岡校園及回臺任教後，長期的好友兼學術諮詢對象；潘英海對美國詮釋人類學家葛茲的學說有深入的研究與理解，被認為是國內重要的葛茲專家之一，袁汝儀的人類學民族誌分析主要援用詮釋理論，應該受到他不少的影響。（袁汝儀，2011）
袁汝儀曾回憶說：我非常幸運，能在年輕時就遇見這些與文化人類學相關的重要他者，引導我從文化人類學的角度、運用民族誌的研究方法，去探討我喜愛的文化、藝術與藝術教育現象，並啟動我至今仍興味盎然的研究活動。」（袁汝儀，2011）
從呂旭立、Ettinger、Wolcott、McFee、Jones到潘英海，從藝術創作轉換跑道到藝術教育的民族誌，這一切都因緣於人類學；這樣看來，來自生命早年階段的這些「異」文化體驗和成長經驗，穿越幾十年的跨距，最後終於連結上她的人類學民族誌學習、鍛鍊與實踐。
上文主要引用的材料，出自袁汝儀刊登在《人類學視界》上的《藝術教育民族誌的研究經驗與體會》（袁汝儀，2011）一文，可見，對於作為美國大學通識教育重要課程之一的人類學門，袁汝儀不僅不陌生，還有充分的瞭解與浸潤；而她在藝術教育專業以外，人類學專業的民族誌研究不但受過嚴謹訓練，也有完整的師承淵源。臺北龍山寺是她的第一個民族誌田野，她的博士論文探討龍山寺寺廟參與人，認為他們對於寺廟裡種種的視覺藝術物件或活動現象，各自有其內部共通的話語和審美主張，分別操弄著不同的美學。她的研究發現：在龍山寺的表象下，有六個集團的六套美學，主導著龍山寺的美感形貌與評價。這六個集團對藝術的定義、美學價值觀的重點、關切的專案與排序等，都互不相同，很多時候，甚至是互相矛盾、對立的。（袁汝儀，2006）Jones非常誇讚這篇博士論文，她的博士生萬煜瑤在文章的附註中回憶面試那天，時任系主任的Jones談起袁汝儀的情形：
包括治學態度認真、原始資料分析紮實，Jones 還當場找出袁汝儀的博士論文，一 頁頁翻讀並解釋說明，毫不掩飾對此論文滿意的程度。……自從指導袁汝儀之後，不僅是她最滿意的一位博士學生，也讓她更認識臺灣藝術文化的美好。（萬煜瑤，2016，p.29）
對於自1983年到1986年間止，主要田野工作時間總共花了十三個月，論文寫作完成於1986年，既是第一次民族誌研究實踐，又付出比一般藝術教育研究者更漫長時間、心力的袁汝儀，博士論文完成後所獲得的賞識固然產生很大的鼓勵作用，但是研究成果對於臺灣民間美學的發現與體認，不僅迥異於在美術系和碩士班的藝術創作期間，她所體會的西方美學學院傳統，無疑也是力道非常強烈的一次人類學經驗。不同於書面理論或案例的紙上談兵，在這一臺北萬華龍山寺參與人的美學價值觀研究中，她首次感受到田野工作與民族誌的魅力，影響所及讓她對於「這一文化人類學與藝術教育的交集處，越走越感興趣」，從此步入「一個比藝術世界更廣闊、不抽離、任生任死、在平凡中見生命的新世界。」（袁汝儀，2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