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藝術及藝術教育的人類學民族誌研究：從袁汝儀的實踐談起
民族誌著作以外，袁汝儀談研究概念與方法最多的，是刊載於2002年出版的《藝術與人文教育》書中第五章第一節的〈文化人類學與藝術教育〉一文，以今日來看，這篇文章仍然是中文世界這一跨領域的重要文獻。她在該文清楚提出來，文化人類學可以提供藝術教育參考與貢獻的地方有三點：
第一，人類學研究各種文化所得的論述、資料與民族誌報告，內容有別於西式藝術架構，可以供藝術教育作為教學內容的選擇。第二，人類學有關文化的各種觀點，可以供藝術教育一條反思西式藝術架構的道路。第三，人類學民族誌的田野方法，可以給台灣藝術教育一套突破西式藝術架構獨佔局面的行動起點。（2002，p.230）
例如1990年撰寫的文章內，她曾詳舉庫瑪對代表印度巴拿惹斯市下層市民的藝師的研究為例（p.321-322），透過研究藝師的休閒生活，進一步了解該市民的文化內蘊邏輯，包括對時空、身體、自由以及對卓越的觀念。庫瑪發現這些休閒活動「是個人獨立自主的表徵，也是個人對紀律、完美及生命價值的肯定與追求。」（p.322）同樣的休閒生活在歷經文化變遷與富人退出後，轉而變成下層階級的標誌，這些活動遂被菁英團體視為低級內容，它們在文化上的豐富性也受到忽略。綜合庫瑪、相關評論及其他文化人類學家研究藝術的例子，袁汝儀歸納出五項文化人類學對藝術的基本態度，這些態度和當時藝術圈內完全不同；其中最關鍵的，她指出前者在藝術定義和評價上的明顯差異：
是以文化觀來看待藝術，根本否定藝術具有自主性，而認為藝術是文化產物或現象，文化則是藝術製作與欣賞的根源。……藝術是文化的表現，文化是藝術的根源。（1990，p.322-324）
袁汝儀也是較早向華人世界引介歷史人類學家克利佛及其《文化的困境》的學者，她指出在克利佛藝術――文化系統鑑定真偽的機制圖中，雙箭號的意義表明藝術上的分類「是特定時環境空下的產物，它是流動的生態，而不是固定的真理。」（1990，p.327）該圖闡明在文化接觸與變遷中，藝術類博物館與民族誌博物館經由蒐藏過程，分別建構出兩種物質文化的價值系統，左側呈現的是藝術―美學詮釋體系的觀點，右側呈現的是文化―人類學詮釋體系的觀點，區塊之間可以互相轉換流通，蒐藏品的意義會隨著價值系統的建構而變動，詳如下列藝術－文化系統圖。（袁汝儀，1990，p.327；Clifford，1988，p.224）她並以其討論和該圖為例說明三項課題，其一是人類學詮釋體系至少給臺灣視覺藝術教育學界帶來四項衝擊，包括所使用的美學詮釋體系廣被質疑、教育者角色的定位發生問題、傳統的資料來源與研究方法不足、以及自身文化認同產生危機。其二在視覺藝術教育與文化人類學間，在美學詮釋體系與人類學詮釋體系間，在藝術創作、美學、藝術批評與藝術史的傳統藝術參考本質學科與其他外質學科間，表面上對立，內裡實則相輔相成，長期以來潛存著互動關係。其三視覺藝術教育學界與文化人類學界不僅彼此誤解、隔閡，各自也有極限問題，藝術教育要更精進，須能明智地應用文化人類學乃至其他學科。（袁汝儀，1990，p.324-331）庫瑪和克利佛的案例，內容有別於西式藝術架構，都是袁汝儀將人類學研究文化所得的論述、資料與民族誌，作為藝術教育的教學內容選擇的例子。